他俩一位叫曹达，一位叫徐兴民，是现在合肥夜场里数一数二的乐手。两人都曾在部队服役，退役后都没有去过朝九晚五的生活，“我们就是喜爱这种工作带来的自由。”

　　不知为什么，想到自由二字，我就联想起电影《勇敢的心》里面梅尔·吉布逊躺在刑床上高呼的场面，可能对大多数人而言，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已经让自由的空间越来越逼仄狭小，需要放声高呼才能得到刹那的自由放纵。

　　可是对曹达和徐兴民来说，一直就是这么自由的生活。

　　曹达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在演艺场所工作，“1990年开始在广东、浙江等地跑，那时大家都爱摇滚，我也不例外。”然而几乎和崔健同时期的曹达没有将摇滚坚持下去，问他原因，他答：“在现在的中国，做摇滚会饿死。”放弃了摇滚的曹达现在有自己的音乐工作室，除了在酒吧弹琴之外，还做编曲工作，“编曲才是我的工作，来酒吧只是为了练手。”尽管吉他已经“玩”得好得不能再好，他还是说不能不练，“一天不练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同行知道，三天不练观众知道。”

　　徐兴民是曹达的好友，也是曹达音乐工作室的合作伙伴，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十几岁，知趣却很想像，性格也相差无几。这位江西男孩，退伍之后就留在了合肥，除了夜场酒吧，还在酒店弹琴。记者说从没看过男人在酒店弹琴，他笑：“有很多的。”问他生活累不累，他说还好，“我们的活分淡季和旺季，忙的时候恨不得长八只手，闲下来又急得没事做。”忙与不忙，完全看有没有接到编曲的活，而做编曲的人永远是在幕后，“大家只会认识唱歌的人，只有专业人才会去看曲子编的好坏。”

　　或许，做音乐幕后的人都是不善言辞，和曹达、徐兴民聊天时常常冷场，远没有采访土豆时顺利，让他们说说生活中的趣事，两人想了半天说没啥。记者不信，徐兴民说：“我的生活特简单，休闲生活也就是跟朋友去喝喝酒，聊聊天，没有特别的。”

　　因为去采访时，赶上他们排练，我等了好久，排练结束后，徐兴民又要赶去别处开工，两人很抱歉，说以后有时间一定请我去他们的工作室参观，看一看他们真正的自由空间。